文章出处:人民网  作者:张小华  发布时间:2007-08-27

      每当晋升职称复印毕业证时,我便意识到自己的名字曾与一所大学有过联系;每当我将新作放进书架加入收藏时,大学课本、写满速记符号的笔记会唤醒我的大学记忆――

 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曾在一所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,主要功课是英语、哲学和古今中外的历史。在绪论课或开场白中,各科老师无一例外地要求做好笔记:“大家要学会做笔记。”“将来考试以笔记为主。”于是,文科楼里传递着“课堂记笔记,课后补笔记,考前背笔记”的治学格言。

  记笔记成为当时大学文科生的基本功。体恤学生、善解人意的老师会将重要内容放慢速度复述两遍,或者将关键词写在黑板上,甚至询问或提醒我们:“跟得上吗?”“能记下来吗?”“这些就不用记了!”有些老师则丝毫不顾讲台下的状况,用同一个速度滔滔不绝地进行讲授。尽管使用规格不同的各式各样的笔记本,但每个人笔记的页数往往成为衡量课堂进度的标准。一节大课两个小时下来,有活动手腕的,有哗啦啦翻笔记数页数的,有急忙和老师、同学对照的……进入大三后,笔记实在记不下来的时候,胆子大的同学会央求老师“讲慢点”。课间休息时,也会有同学公然将老师的讲义拿下来对照。临近下课的时候,后排还会传来诸如“都6大页了”之类的呼声……这一切的一切,都是为了笔记。

  在记笔记的过程中,同学们总结了许多独特有趣、灵活多样的方法。有的汉字、拼音、英语一起上,什么简单方便就写什么,有的创造了唯独自己才认识的文字,但有些是大家约定俗成的默认规则,如将“马克思主义”缩写成“马义”,将“历史”简化为“LS”,等等。

  我的字从小就写得很大,别人写两个字,我还写不完一个。记笔记时我既坚决不使用那些“非法字符”,又求全责备,希望记下老师的每一句话。大一第二学期的一件事促使我开始学习速记。一次《中国古代史》的课间休息时,贺老师在我的座位旁边座谈。我翻出笔记来向老师询问一处没有听清的地方,贺老师皱着眉头前后看完我的笔记后,指着一行字说:“这不是黑格尔说的,这句话是我说的!”一句话逗得大家笑起来。此后我暗下决心,一定要想方设法把笔记记得翔实准确。跑了几次图书馆后,我结识了快速记录。于是,在课表课程之外,我为自己增设了一门必修课――速记。根据自学教程,我按部就班从画横线、斜线开始,从画鸡蛋开始。在记忆和练习基本音符阶段,我曾感到枯燥无味。可是我很快边学边用,将速记符号运用到记课堂笔记上。随着速记的自学进程,一开始在汉字中夹杂一两个速记符号,后来逐渐连缀成词组,到大二第二学期,我已经能流利地记录课堂上老师的每一句话了。在最初阶段,由于对符号的长短、曲直、斜度等掌握不够熟练,曾经在“翻译”过程中闹过不少笑话。后来,我特意将一些容易混淆的专用名词用汉字标注,其余满篇都是速记符号。

  校对笔记是课后学习的重要环节。那时候,总是难免会因病、因事请假,或者出现钢笔没有墨水、打瞌睡等情况,于是课后校对笔记便很有必要了。当然,有些特定条件下,存在年轻时代的故意――自己明明记得很全还是借别人的笔记,或者为了借笔记而干脆不记笔记。许多时候,笔记充当了传递朦胧感情的媒介,补笔记成为异性同学交往的冠冕堂皇的借口。在学习速记之前,我的笔记也曾加入交流的行列;速记符号进入课堂笔记后,我基本不再借别人的笔记,别人也看不懂我的“密码”;我一度为此感到十分失落,只有当几本笔记都无法校对完整的时候,大家才来找我的“权威”笔记,央求我“破译密码”,速记笔记使我内心洋溢着愉悦感和成就感。

  那时候我们的考试题型仍然非常单调,基本上是填空、名词解释、简答、论述几部分,连选择题都不多见。大学几年里,几乎所有老师都通过讲义向学生传递自己的学术,再通过考试题进行评估和考核。从讲义到笔记,从笔记到考题,笔记成为知识传承的纽带。

  毕业后,我成为一名中学教师。为人之师的最初几年,我曾延续大学里的风气,将课堂填充得满满当当,照本宣科“满堂灌”。直到21世纪初教育界提出“火把理论”――学生的头脑不是一个等待被填满的容器,而是一支需要被点燃的火把。告别大学校园10多年后,新的课改理念才逐渐在我的历史课堂渗透和运用。几经搬迁之后,有关大学的记录遗失殆尽,只有写满速记符号的课堂笔记珍藏在书橱里。

  大学生活渐行渐远,笔记和速记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,成为大学记忆中的最主要的部分。(作者1997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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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人,有些事,留在记忆里了。就那么过去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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