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章出处：人民网 作者：张小华 发布时间：2007-08-27
每当晋升职称复印毕业证时，我便意识到自己的名字曾与一所大学有过联系；每当我将新作放进书架加入收藏时，大学课本、写满速记符号的笔记会唤醒我的大学记忆――
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曾在一所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，主要功课是英语、哲学和古今中外的历史。在绪论课或开场白中，各科老师无一例外地要求做好笔记：“大家要学会做笔记。”“将来考试以笔记为主。”于是，文科楼里传递着“课堂记笔记，课后补笔记，考前背笔记”的治学格言。
记笔记成为当时大学文科生的基本功。体恤学生、善解人意的老师会将重要内容放慢速度复述两遍，或者将关键词写在黑板上，甚至询问或提醒我们：“跟得上吗？”“能记下来吗？”“这些就不用记了！”有些老师则丝毫不顾讲台下的状况，用同一个速度滔滔不绝地进行讲授。尽管使用规格不同的各式各样的笔记本，但每个人笔记的页数往往成为衡量课堂进度的标准。一节大课两个小时下来，有活动手腕的，有哗啦啦翻笔记数页数的，有急忙和老师、同学对照的……进入大三后，笔记实在记不下来的时候，胆子大的同学会央求老师“讲慢点”。课间休息时，也会有同学公然将老师的讲义拿下来对照。临近下课的时候，后排还会传来诸如“都6大页了”之类的呼声……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笔记。
在记笔记的过程中，同学们总结了许多独特有趣、灵活多样的方法。有的汉字、拼音、英语一起上，什么简单方便就写什么，有的创造了唯独自己才认识的文字，但有些是大家约定俗成的默认规则，如将“马克思主义”缩写成“马义”，将“历史”简化为“LS”，等等。
我的字从小就写得很大，别人写两个字，我还写不完一个。记笔记时我既坚决不使用那些“非法字符”，又求全责备，希望记下老师的每一句话。大一第二学期的一件事促使我开始学习速记。一次《中国古代史》的课间休息时，贺老师在我的座位旁边座谈。我翻出笔记来向老师询问一处没有听清的地方，贺老师皱着眉头前后看完我的笔记后，指着一行字说：“这不是黑格尔说的，这句话是我说的！”一句话逗得大家笑起来。此后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想方设法把笔记记得翔实准确。跑了几次图书馆后，我结识了快速记录。于是，在课表课程之外，我为自己增设了一门必修课――速记。根据自学教程，我按部就班从画横线、斜线开始，从画鸡蛋开始。在记忆和练习基本音符阶段，我曾感到枯燥无味。可是我很快边学边用，将速记符号运用到记课堂笔记上。随着速记的自学进程，一开始在汉字中夹杂一两个速记符号，后来逐渐连缀成词组，到大二第二学期，我已经能流利地记录课堂上老师的每一句话了。在最初阶段，由于对符号的长短、曲直、斜度等掌握不够熟练，曾经在“翻译”过程中闹过不少笑话。后来，我特意将一些容易混淆的专用名词用汉字标注，其余满篇都是速记符号。
校对笔记是课后学习的重要环节。那时候，总是难免会因病、因事请假，或者出现钢笔没有墨水、打瞌睡等情况，于是课后校对笔记便很有必要了。当然，有些特定条件下，存在年轻时代的故意――自己明明记得很全还是借别人的笔记，或者为了借笔记而干脆不记笔记。许多时候，笔记充当了传递朦胧感情的媒介，补笔记成为异性同学交往的冠冕堂皇的借口。在学习速记之前，我的笔记也曾加入交流的行列；速记符号进入课堂笔记后，我基本不再借别人的笔记，别人也看不懂我的“密码”；我一度为此感到十分失落，只有当几本笔记都无法校对完整的时候，大家才来找我的“权威”笔记，央求我“破译密码”，速记笔记使我内心洋溢着愉悦感和成就感。
那时候我们的考试题型仍然非常单调，基本上是填空、名词解释、简答、论述几部分，连选择题都不多见。大学几年里，几乎所有老师都通过讲义向学生传递自己的学术，再通过考试题进行评估和考核。从讲义到笔记，从笔记到考题，笔记成为知识传承的纽带。
毕业后，我成为一名中学教师。为人之师的最初几年，我曾延续大学里的风气，将课堂填充得满满当当，照本宣科“满堂灌”。直到21世纪初教育界提出“火把理论”――学生的头脑不是一个等待被填满的容器，而是一支需要被点燃的火把。告别大学校园10多年后，新的课改理念才逐渐在我的历史课堂渗透和运用。几经搬迁之后，有关大学的记录遗失殆尽，只有写满速记符号的课堂笔记珍藏在书橱里。
大学生活渐行渐远，笔记和速记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，成为大学记忆中的最主要的部分。（作者1997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）